1978年，安徽省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旱。九月初，省委召开全省抗旱秋种会议时，六安地委书记徐士奇同志汇报，肥西县到现在还有70万亩稻坂田不能耕翻，连拖拉机都犁不动。沟塘又没有水，麦子无法下种。其他各地市也都汇报相同情况。省委领导同志们都非常着急，于是经王光宇提议，万里同意，省委决定，从集体耕地中借出小部分给农户种“保命麦”，明年夏收以后立即归还集体。
起先一个人借2分地，后来万里同志定借3分。当时假设，一人借3分五口之家就一亩五，一亩五搞得好就能收获一两百斤甚至三百斤。省委发了电报给全省。除了借地种麦外，还鼓励开荒种地，都是自种自有，不交征购。
谁收的多，谁吃得多，调动了千家万户的积极性，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，家家户户男女老少齐上阵，用锹挖，用榔头砸，把洗锅水刷碗水、洗脸洗脚水都用起来，有的还从远地挑水种，各种办法都用上了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肥西县山南公社黄花大队私下里乘机把集体耕地全部都分到户了。区委书记汤茂林和公社书记王立恒同意，对外保密。
十二月下旬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，万里、王光宇、任质斌、杨永良四位中委去参加。全会讨论了中共中央《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》和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》两个文件。文件总体上是体现解放思想，实事求是精神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的，但明确写了“不许包产到户，不许分田单干”两句话。万里在华东大组的发言时表示，“不要写不许包产到户了，就保留一句不许分田单干吧，包产到户与分田单干不是一回事。”万里同志的这个意见登上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议简报，但是文件起草组没有采纳他的意见。
光宇同志告诉了周曰礼三中全会上的发言情况，周知道了万里同志的态度，于是在他率队下去宣讲时，有意去了肥西山南，并把肥西县委农工部长魏忠、施道周也一同约了去。
2月4日，那天是农历正月初八，在黄花村开干群大会，宣读中央两个农业文件。听众炸开了锅，最经典的是：“早也盼，晚也盼，盼来了两个不许干！”周曰礼连夜赶回合肥，次日上午与王光宇一道向万里汇报。万里沉思良久，说这是大事情，我个人不好做主，通知省委办公厅，明天开常委会，集体讨论。事后光宇告诉我，可能万里同志意识到这次常委会的意见不会很统一，会有争论，所以这次常委会开会的地点定在稻香楼的西苑会议室，不在省委办公厅大楼内。
在会上的发言中，有的同志提出，包产到户不能搞呀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，坚决批判单干风。也有的同志说，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方针。我们都是老共产党员，不能走回头路。还有人说，包产到户确实能战胜灾荒，确实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，农民欢迎包产到户，但是现在中央文件明确讲了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，我们是不是再给中央写个报告，请示一下，请中央表个态。
在这种情况下万里同志说话了，他说王光宇同志自从五十年代中期就是省委书记处书记，是老资格的省委农业书记，请他讲讲他的意见。光宇同志发言首先回顾了安徽1961年搞责任田的情况。他说在三年困难时期，安徽有不少地方出现了非正常死亡，也就是毛主席说的饿、病、逃、荒、死，农民受到了很多损失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省委被迫搞责任田，结果当年就翻身。秋收以后，安徽农民不仅自己吃饱了肚子，而且还有余粮。责任田确实能够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，责任田确实能够战胜困难，农民非常怀念责任田。现在山南搞包产到户，小麦生长得很好，苗情很旺，丰收有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不能制止山南这样做，要让他们搞下去。而且我还向省委建议，是否可以在其它贫困的地方，经济不发达生产落后的地方，尤其是边远山区的贫困社队，也允许他们搞一点包产到户。但是一定要经过批准，有组织有领导地搞，不能撒手不管，否则会出乱子，出现后遗症。
他的话刚落音，万里同志立即说：“刚才光宇同志的发言对大家很有启发”。接着又说，包产到户能够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，能够战胜灾荒，农民又强烈要求包产到户，为什么不允许？我认为并不是干部不允许，而是多年来的极“左”政策把人搞怕了。他接着说，我提议，把山南作为省委包产到户的试验点。现时不登报、不宣传、不推广，干起来再说。到年底再做总结，好就坚持下去，不好就改回来。各常委纷纷表态，同意万里同志意见。这样就一致通过，形成省委常委决议：批准山南作为包产到户的试验点。
散会以后，万里同志又专门交待一定要当地党委加强领导，做过细工作，保护好集体财产不受损失，保护好水利设施；如何照顾军烈属、五保户、困难户，把这些问题研究好，解决好，不要授人以柄。
好事多磨。3月15日《人民日报》头版头条刊登了《三级所有、队为基础应当稳定》的“张浩来信”。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基本经营制度，搞包产到组，是搞三级半所有制，是直接违背了我们中国农业的基本经营制度，是错误的，应当改变。
那一天，我和光宇同志出差在定远县，早上我俩在散步的时候，从手提收音机里面听到新闻和首都报纸摘要报道的这条消息，光宇同志马上就回到招待所，赶紧打电话给万里同志。万里同志说他也听到了。他们两个商议，立即让省委办公厅通知各个地方，现在是大忙时节，各种类型的生产责任制，不论是包产到组，还是个别已经责任到户；不论是联系产量还是不联系产量的，一律都不要改变，不要动摇，不受报刊舆论干扰。
8月3日，省委召开专题省委常委会，再次统一思想，坚持山南试点不动摇。尽管此时包产到户已扩大到山南全区六个公社777个生产队，近八万农业人口，比当初的试验点大大增加了，万里仍明确表态“让他们搞，先吃饱肚子再说。”万里同志坚定地支持群众，常委们都共同担当。
万里两次去山南视察指导。第一次是5月21日，主要是看麦子长势，群众情绪，指示区社党委一定要加强领导，处理好相关问题，鼓励汤茂林、王立恒大胆工作，不要怕。快年终时，他得知中央即将召开五中全会，他将调京工作，于是又抓紧于12月13日再去山南，要汤茂林详细汇报各项配套规定落实情况，社会各阶层的反映，要有具体事例。汤茂林讲全区今年夏收小麦1005万公斤，比上年增加近两倍，征购任务超额43%完成任务，军工烈属和五保户、困难户的照顾逐户列了表，有具体粮款数字，农民家家户户喜气洋洋，社会治安从未有此祥和景象。面对闻风而来的农民，万里在一位老奶奶家与群众座谈，当大家都问“明年还能不能再这样干”时，万里同志笑容满面地说：“家家都增产增收的好政策，怎么会变呢？你们放心地干，祝今后的日子越来越好。”回程途中他对秘书许守和说，要把农村的这些新气象，好消息，带回北京，报告中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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